APEC峰会在中国举行时，各国元首都穿起了中国民族形式的唐装。中国侨民在世界各国比较集中居住的区域都被称为唐人街，这是因为唐代（618—896）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辉煌的一个皇朝，尤其盛唐时期，亦即唐玄宗李隆基即位（712）到唐代宗登基（762）这五十年，被后世称为盛唐，综合国力空前强大，达到了一个高峰。四海之内，都知道大唐的声威和文明。
盛唐这一历史时期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等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和提升，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唐气象。例如“九天闾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，例如“前军夜战洮河北，已报生擒吐谷浑”等等，都是盛唐气象某一方面的场景。从精神生活的角度考察，也有许多新事物出现，如茶艺的飞快演进之类。以园艺花卉而言，牡丹被奉为“国色天香”，则是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。
牡丹作为药用植物，医药书中早有记载。到了晋代，谢灵运曾说“竹间水际多牡丹”，大概作为观赏植物对待了。南北朝时，又有杨子华其人，以牡丹为题画图。隋炀帝的西苑，种植了易州进贡的牡丹，计二十箱，以红色、黄色为主，种类不少。可见种植、观赏牡丹已初具规模。
唐代开国，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，内战基本平息，各民族生活有了普遍的提高。宗室豪门于是追求物质的享受，士大夫则渴望精神生活的满足。这两者本来互不相关，但也有存异而求同之处，那就是“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、花”这一休闲天地。此时此刻，开始空前的繁荣。
唐高宗李治在位时，朝野喜爱牡丹已蔚成风气。他本人对牡丹亦情有独钟。有一次大宴群臣，以双头牡丹为题，命群臣赋诗。公卿百官拙于才情，居然没有一篇像个样子，仅仅宫廷女官上官婉儿所作五言诗稍佳，“势如连璧友，心似臭兰人”两句被认为甚有新意。由于公卿百官未能起到什么作用，牡丹的声誉和影响的扩大暂时受到了阻力，上官婉儿锋芒毕露，反而招致了别人的嫉妒，后来于韦后的变乱中被斩首了。
《事物纪原》记载：“武后冬月游后苑，花俱开，而牡丹独迟，遂贬于洛阳。”虽非信史，也不一定是“空谷来风”。很可能，武则天嫉妒上官婉儿的才华，借牡丹予以发泄了。
事情另有其微妙之处。所谓“贬”，原指高官降级了使用，现在用于牡丹，不仅是拟人法，而所拟为高官。所贬之地并非蛮荒边陲，而是东都洛阳，则似乎又是明“贬”暗“褒”了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，从此牡丹大规模移植到了洛阳，洛阳成了以牡丹著称的名城。而在长安，依旧到处栽植，争相观赏，并未消失也。
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不平凡的皇帝，任用过好几位非常能干的丞相，使国库充裕起来。他喜欢有情趣的生活，对音乐、舞蹈、戏剧都懂，甚至也能登场表演。花卉园林，自然是他休闲时去得最多的处所。他的审美观念与其他古代帝王不尽相同，也许和当时综合国力的强盛有内在的关系，他对花卉、对美女，都不选择秀美而倾向壮美，饱满的牡丹和丰腴的杨贵妃理所当然地成了他最心爱的鲜花和美女。
李隆基有一次在后苑沉香亭畔，与杨贵妃一起观赏牡丹。此时此刻，他感到无比的愉快、幸福，因为他心目中最美好的事物都呈现在他面前，一切归他所有，而且凭他主宰了。他有一种自我感觉，他是从古以来最懂得生活、最风流潇洒的皇帝。如此这般的风流韵事，让其瞬息消失未免可惜，他决定要想办法使之永垂史册。若让史官予以记录，肯定写得干巴巴而不可能生动。再三考虑之后，决定请当今最负盛名的诗仙李白前来品题一番。于是，他下达了旨令。
此时李白宿醉未醒，但也只好踉跄进宫。他没有多假思索，写下了《清平调三首》：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
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
李白的诗既歌颂了牡丹是既红艳又香的名花，也歌颂了杨贵妃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出色风姿。“名花”、“倾国”，更相得益彰。而且据说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是神仙眷属。李隆基当然为之兴高采烈，杨贵妃文化水平有限，难免得意而忘形。至于“可怜飞燕倚新妆”是否有讥讽杨贵妃之可能，李隆基未必没有感觉，他是聪明透顶的，再也不去找这使自己扫兴的麻烦了。
李白醉写《清平调三首》的事情一传播开去，朝野果真都认为是风流韵事而赞叹不已。杨贵妃在深宫之中，她是李隆基专有的，公卿百官和士大夫自然不敢有非分之想；但是种植牡丹、欣赏牡丹却是自由的，写诗歌题咏牡丹也是不受任何拘束的，写得好说不定也会受到唐玄宗的青睐。就这样，种植、欣赏、题咏牡丹的风尚始终保持了下来，而且愈演愈烈了。
就在李白写《清平调三首》的同时，杨贵妃之兄杨国忠高居丞相之位，唐玄宗也送了“木芍药数本”给他，“植于家”。“国忠以百宝装饰栏楯，虽帝宫之内不可及也”，事见《开元花本记》。则其他高官、豪门种植牡丹之奢华亦可推想而知。
宫廷和豪门的牡丹虽好，一般文人或中下级官吏却不能看到，更何况平民百姓。好在当时虽无公开的植物园，但是寺院比较多，大的寺院都宏伟宽敞，为了趋向时尚，为了吸引香客，都成了牡丹名种的苗圃。盛唐以后，权德舆《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》：“独坐南台时共美，闾行古刹情何已。花间一曲奏阳春，应为芬芳比君子。”白居易《西明寺牡丹花忆元九》：“昔年题名处，今日看花来。一作芸香吏，三见牡丹开。”李商隐《僧院牡丹》：“粉壁正荡水，缃巾初卷灯，倾城惟待笑，要裂几多缯。”诸如此类，不可胜数。可见此一历史时期，寺院之花卉实以牡丹为主。
早在盛唐时，李正封《咏牡丹花》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”就为牡丹定下了“国色天香”的高品位的爱称，并为人们所认同。后来白居易《山石榴花十二韵》又说：“此时逢国色，何处觅天香”，再次确认了李正封的提法。可以说，虽无朝廷的正式文书，也无全民公投的程序，但实际上牡丹已成为中国的国花了。某些诗文中写到暮春时节的“花”，也就不再写牡丹之名而径称为“花”了。
杜甫的名句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写于“城春草木深”的季节，此花是牡丹；常建的名句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的“花”也是牡丹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可以知道有唐一代牡丹之盛行乃是一大奇观。改朝换代，此风仍不稍改。宋代，那位希望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”的陆游，也写了许多题咏牡丹的诗。那是他怨赵宋王朝太懦弱，通过牡丹，表达他神往盛唐时代的感情。
今天，我们讴歌“百花丛中最鲜艳”的“牡丹”，当然主要是赞美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形势、前程似锦的祖国，赞美我们的幸福生活。探求其文化渊源，也是对盛唐气象的一种记忆和纪念。也可以说，是用现代语言肯定了古人给予牡丹“国色天香”这顶桂冠。
